美國和以色列襲擊伊朗后，伊朗發起強力反擊，戰事持續近一周并波及中東多國，當地不僅領空、海運樞紐受限，資本市場也遭到較大沖擊，即便在海外資本眼中相對安全的迪拜、阿聯酋等海灣國家，其投資價值也迎來重估。

中東作為近年來中國企業重要的出海目的地，布局策略也將面臨調整。針對中東資本市場現狀、投資價值重估及中企出海布局調整等問題，證券時報記者日前專訪了北大匯豐商學院中東研究所所長朱兆一。以下是對話內容：

證券時報記者：本次美以對伊朗發動聯合軍事打擊，招致伊朗方面的反擊，還波及海灣多個國家，據您了解，當前海灣主要幾個國家的資本市場現狀如何？

朱兆一：沖突爆發后，海灣主要資本市場均出現不同程度震蕩，主要海灣國家都曾暫停交易，3月4日以來基本都已恢復交易。沙特Tadawul指數短期內下跌約3%至5%，沙特阿美股價承壓；阿聯酋阿布扎比和迪拜股市波動加劇，有外資流出跡象；卡塔爾交易所受能源板塊支撐相對抗跌，但也出現了情緒性拋售。債券市場上，海灣國家主權債券的信用利差普遍變大，反映出市場對地區風險溢價的重新定價。大宗商品方面，油價短期飆升對產油國財政是利好，但航運保險成本上升抵消了部分收益。總體來看，當前市場處于高波動、低流動性的應激狀態。

證券時報記者：此次沖突中，哪個海灣國家受影響程度最大？原因是什么？

朱兆一：阿聯酋受影響程度最大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。第一，阿聯酋與以色列的關系正常化程度最深，《亞伯拉罕協議》簽署后，兩國在軍事、情報、金融領域合作密切，在伊朗眼中是海灣國家中最具打擊價值的目標，也是此次伊朗反擊中海灣國家里遭受攻擊數量最多的國家。第二，阿聯酋經濟對國際資本和外資信心依賴度較高，金融和房地產市場對地緣風險極為敏感，外資機構對當地的風險定價調整幅度明顯大于其他國家。第三，阿聯酋承載了大量跨國企業的中東區域總部和資產托管功能，一旦其“安全綠洲”的形象受損，企業就會紛紛考慮遷址。

證券時報記者：為穩定本地形象、留住本地資金和外資，海灣國家目前出臺了哪些舉措？

朱兆一：目前能觀察到的舉措主要集中在三個層面。一是市場干預層面，阿聯酋和沙特央行均釋放了流動性支持的信號，部分主權財富基金也啟動了本地股市的托底買入操作，操作模式類似2020年疫情期間。二是信息管控層面，各國政府主動發聲，強調本國經濟基本面未受沖突影響，沙特投資部、阿聯酋經濟部還相繼發布聲明，安撫外資情緒。三是外交對沖層面，卡塔爾、阿曼扮演調停角色，以“中立國”的姿態與伊朗保持溝通，降低被進一步波及的風險。

證券時報記者：此次戰事對中東當地資本市場的影響是短暫的還是長遠的？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？

朱兆一：短期影響和長期影響都有，但兩者的性質不同。短期沖擊主要體現在情緒層面，比如股市波動、外資觀望、風險溢價上升，這類影響通常會在3—6個月內，隨著局勢逐漸明朗而收斂。但長期影響更值得關注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：一是海灣國家的“安全溢價”將永久性提升，未來當地的資產定價會長期受到地緣風險的因素影響；二是外資會出現結構性調整，部分對風險容忍度低的長期機構資金，比如養老基金、保險資金，可能會系統性降低對該地區的配置比例，而且這種調整一旦發生，很難在短期內逆轉。

證券時報記者：過去資本對阿聯酋、沙特等中東幾個重要國家的印象偏正面，至少認為是安全的，此次事件是否會顛覆外資過往的認知？外資又會如何重新評估這些地區的投資價值和機會？

朱兆一：這次事件并非顛覆外資的認知，而是一種 “祛魅”。過去外資對這些國家的正面印象，建立在兩個核心假設上：一是美國的安全保障為其兜底，二是這些國家的中立地位能讓它們置身于地區沖突之外。而此次沖突中，這兩個假設都受到了挑戰：美國的軍事存在沒有阻止伊朗的反擊，阿聯酋的“中立”也因與以色列的深度綁定而失效。未來外資重新評估這些市場時，會做更細化的區分，看哪些國家卷入沖突的程度深、哪些相對邊緣。比如卡塔爾和阿曼，因保持相對中立，反而可能獲得相對更高的評級，而阿聯酋的風險溢價則會系統性上調。

證券時報記者：您提到，部分海灣國家似乎變成了“脆弱型穩定”國家，那么其長期投資價值是否會因此改變？

朱兆一：這些國家長期價值的基本面沒有被摧毀，但價值實現的路徑會變得更加曲折。海灣國家的核心投資價值來自三點：巨量的能源儲備、規模超3萬億美元的主權財富基金，以及地處歐亞非交匯處的戰略區位，這三點在沖突后依然存在。但“脆弱型穩定”的標簽一旦形成，投資者會要求更高的風險補償，不僅對項目的回報要求會提高，當地的融資成本也會上升。簡單來說，這些國家仍然值得投資，但整體的估值重心會下移。

證券時報記者：近兩年中國與中東市場的資金往來十分密切，此次戰爭是否會影響雙方此前的資金合作和往來關系？

朱兆一：短期內雙方的資金合作會出現階段性放緩，但不會發生根本性逆轉。中國與海灣國家的資金往來，建立在高度互補的利益基礎上，中國需要能源和海外市場，海灣國家需要技術、基建支持和人民幣資產配置渠道，這種結構性的需求不會因為一次沖突就消失。更現實的影響是合作節奏的調整：部分正在談判的新項目會進入觀望期，人民幣結算和雙邊基金的推進工作可能會暫緩1—2個季度。但另一方面，此次沖突會增強海灣國家主權財富基金“去美元化”的動機，其將部分資產從美元體系轉向人民幣資產的意愿可能上升，這對雙邊的資本合作而言，是一個潛在利好。

證券時報記者：此前中東市場曾受全球多國資金配置，此次戰爭背景下，是否會有資金在重估風險后選擇更安全的市場，比如中國，從而利好中國市場？

朱兆一：存在這種可能性，但需要區分資金的類型。真正的避險資金，也就是對風險容忍度極低的資金，通常會流向美國國債和黃金，不會直接流入中國市場。但有兩類資金值得關注：一類是此前將中東作為亞洲區域配置中心，如今正在重新評估區域總部布局的機構資金，這類資金可能會將中國的香港和上海納入替代選項；另一類是中東的主權財富基金，其在尋求分散風險的過程中，增加對A股和人民幣債券配置的可能性會上升。不過這并非資金的 “大規模涌入”，而是一個結構性、漸進式的再配置過程。

證券時報記者：對于長期深耕中東市場的中國企業，此次局勢后是否需要調整當地的投資策略？

朱兆一：企業確實需要調整投資策略，而且調整的方向已經比較清晰。對于已有重資產布局的企業，當前的首要任務是完成風險分級管理，區分“核心資產必須守住”和“邊緣資產可以撤出”，同時委托第三國律所完成資產權益公證，做好法律層面的保全工作。對于新增投資，暫緩投入是大概率選擇，大多數企業會等待至少一個季度，觀察地區政治走向后再做決定。投資模式上，輕資產化會成為明顯趨勢，企業會更傾向于技術服務合同、管理輸出、咨詢協議等低固定資產暴露的合作方式，而非直接的股權和重資產投入。此外，投資地點的分散化也會加速，企業會將投資從伊朗、阿聯酋，向沙特、阿曼、卡塔爾適度轉移。

證券時報記者：從另一角度看，此次沖突讓海灣國家更加重視國防安全問題，這會帶來哪些投資機會？

朱兆一：這次沖突讓海灣國家深刻意識到，其防空體系建設的速度嚴重滯后于地區威脅的升級速度，未來海灣國家的國防開支將系統性提升，主要的需求集中在三個方向：防空和預警系統、無人機及反無人機技術、網絡安全和關鍵基礎設施保護。對中國企業而言，直接的軍事裝備出口會受到美國壓力的制約，發展空間有限，但在兩個領域有明確的機會：一是民用雙用途技術，包括無人機、通信安全、衛星遙感等；二是關鍵基礎設施的數字安全解決方案。

證券時報記者：針對中企在中東布局面臨的潛在風險，您認為企業層面應如何構建更具韌性的風險防控體系？

朱兆一：建議企業從四個維度構建風險防控體系。第一是資產分類管理，將在中東的資產按風險敞口分為“核心必保”“條件維持”“準備退出”三檔，為不同檔位的資產制定對應的應急預案，避免局勢突發變化時措手不及。第二是法律保全前置，在企業正常運營期就委托第三國律所，建議選擇阿聯酋或土耳其的律所，完成合同權益公證和資產登記，這是成本最低、效果最顯著的風險對沖手段。第三是渠道多元化，不要把全部的中東業務押注在單一國家，在沙特、阿聯酋、卡塔爾、阿曼之間形成分散布局，確保任何單一節點出現風險，都不會導致企業的中東業務全局受損。第四是建立情報預警機制，與商務部駐外機構、當地商會、專業風險咨詢機構建立常態化的信息共享渠道，確保在極端情形發生前，有足夠的預警窗口啟動應急響應。

校對：陶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