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段時間，兩部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的法律法規正式施行。

一部是《密云水庫水源保護條例》。作為國家針對水庫水源地頒布實施的首個條例，其施行將極大助力護航首都“大水缸”。

一部是國家公園法。這是我國首部關于國家公園的專門立法，其施行標志著我國國家公園建設邁入法治化、規范化新階段。

法治展長卷，碧水入畫來。從“首個條例”，到首部“專門立法”，法律制度不斷完善，讓生態文明建設有了更多“硬支撐”，也給各地守護綠水青山帶來啟示。

法律制度的作用在于規范。法律制度能為生態文明建設護航，一個方面就在于，明確了“可為”與“不可為”的邊界，讓生態文明建設有章可循、有法可依。

以施工噪聲污染為例。近年來，隨著城市建設的加速，施工噪聲污染成為影響市民生活質量的突出問題。在浙江寧波，關于噪聲污染的投訴量呈逐年上升趨勢，其中建筑施工及室內裝修噪聲投訴增長尤為明顯。2025年8月，寧波市人大常委會通過施工噪聲污染防治規定，對上位法規定較為籠統的內容作了細化，對施工單位職責、高考中考期間施工限制、室內裝修的限定時間等作了具體規定。“小快靈”立法，厘清了各方責任，治理噪聲擾民有了更有力的法律武器。

習近平總書記指出：“我國生態環境保護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大多同體制不健全、制度不嚴格、法治不嚴密、執行不到位、懲處不得力有關。”加強制度和法律供給，才能避免陷入“治理—反彈—再治理—再反彈”的怪圈，實現“長治”。

生態環境問題往往具有跨區域、遷移性等特點，影響范圍可能跨越行政邊界。以法律制度的形式，明確各方職責，推動生態治理區域一體化，才能形成治理合力。

就拿密云水庫來說，其控制流域跨京冀“三區五縣”。京冀兩地經濟發展水平、產業結構、生態環境保護力度等諸多方面存在差異。一度，保護措施多表現為上下游之間政策的簡單疊加，不同地區管控政策差異也較大。條例明確京冀兩地政府的協同責任，賦予跨省協作法律強制力，有助于減少因標準差異導致的監管漏洞，共護密云水庫這一“無價之寶”。

江西、湖南兩省人大常委會分別表決通過萍鄉市、株洲市大氣污染協同防治條例，廣東中山市與珠海市協同開展前山河流域保護立法，黑龍江鶴崗市、佳木斯市協同制定嘟嚕河濕地保護條例……從實踐來看，用好協同立法這個手段，能有效破解“上游保護下游污染”“九龍治水”等問題，變“各管一攤”為“一攤共管”。

法律制度的作用還在于引導。生態優先，不是不要發展，而是要以綠色為引領，實現更高層次的發展。

長江湖南臨湘段，岸線草木蔥蘢。曾經，這片土地被化工企業包圍。長江保護法明確，“調整產業結構，優化產業布局，推進長江流域綠色發展”。22家化工企業退出沿江1公里，當地還新建綠色化工產業園，轉移承接沿江退出的高新技術企業。可見，發揮法治引導作用，可從源頭解決污染問題，促進經濟向新向綠而行。

生態環境具有脆弱性，源頭預防遠勝事后治理。循法而行、依法而治，還能形成震懾作用，推動生態治理從事后處罰向事前預防轉變。

建設生態文明，重在建章立制。“以法治理念、法治方式推動生態文明建設”，這是實踐帶來的深刻啟示，也是鋪展美麗中國畫卷的必然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