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地時間2月20日，美國最高法院作出裁決，明確認定《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》（IEEPA）并未授權總統征收大規模關稅，此舉直接宣告特朗普政府此前依據該法律推出的關稅措施違法。

裁決公布當天，特朗普政府迅速作出回應，接連推出新的關稅舉措——先是計劃對所有國家和地區的商品加征10%關稅，次日又宣布將稅率提升至15%，新關稅依據《1974年貿易法》第122條實施，有效期最長150天。

另據媒體報道，美國政府正考慮以“國家安全”為由，對大型電池、鑄鐵及鐵制配件、塑料管道、工業化學品以及電網和電信設備等行業加征新一輪關稅，這些新關稅將獨立于新的15%關稅措施單獨實施。

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，對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而言是一次重大挫敗，最直接的影響集中在關稅退款與財政壓力上。據沃頓商學院的預算模型測算，若計入后續相關款項，潛在關稅退款總額可能超過1750億美元。目前，已有超過1000家企業加入訴訟行列。

更為關鍵的是，此次裁決徹底打破了特朗普政府依托關稅進行經貿談判的核心邏輯。此前，特朗普政府借助IEEPA賦予的“緊急權力”，將個人意志凌駕于貿易規則之上，以加征關稅為籌碼，與多個國家展開經貿談判，多數談判已基本落定。但這些談判成果的達成，本質上建立在“總統可隨意動用關稅權力”的威懾基礎上，如今這一權力基礎已不存在，此前的談判協議能否繼續有效、順利落地，出現了變數。

新的15%關稅對各個國家或地區的影響不同，他們與美國必然會展開新的拉鋸。在IEEPA關稅框架下，一些國家的稅率是10%，此次提高到15%，將導致這些國家的關稅增加。“全球貿易預警”網站基于2024年數據進行了計算，若按照新的15%關稅，英國輸美商品關稅整體將提高2.1個百分點，新加坡、意大利和法國均提升1個百分點及以上，而整個歐盟將提升0.8個百分點。這些國家和地區必定不會“欣然接受”，未來若美國與之重啟經貿談判，基于此次美國最高法院裁決的結果，對手將擁有更多主動權，美國“單邊施壓”的效果將大打折扣。

特朗普政府執著于“關稅強國”，或是想通過關稅壁壘平衡貿易赤字、重振實體經濟，但這一思路本身就違背了經濟規律與現實國情，其失敗早已埋下伏筆。

美國行政與司法體系的拉扯、聯邦與地方的割裂，構成了其“關稅強國”路上的第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。比如此次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，就是雙方長期角力的結果。在此之前，加州、紐約州等12個州共同起訴美國聯邦政府“對等關稅”違法，一些企業也發起了類似訴訟，地方政府和民間形成了強大的反對力量，這些力量未來也將對其他形式的全面關稅舉措形成制約，使其難以順暢推行。

關稅政策帶來的負擔，也早已讓美國企業與民眾不堪其擾，引發激烈反對。據杜克大學與多家聯邦儲備銀行聯合發布的調查，美國企業2025年約三分之一的價格上漲可歸因于關稅，若無關稅影響，美國通脹率有望降至美聯儲設定的2%目標水平，而到2026年，關稅仍將占企業價格上漲因素的四分之一左右。迫于通脹壓力與企業、民眾的不滿情緒，特朗普政府此前已取消對咖啡等進口商品的關稅，推遲對家具加征關稅。而新的關稅舉措提高了5個百分點，只會進一步加劇美國通脹壓力，并繼續引發民眾反對。

美國實體經濟的空心化，根源并非外部競爭，而是其自身經濟結構、財政政策選擇、全球分工格局共同作用的結果，關稅無法解決根本問題，反而會掩蓋真實矛盾。

美國的比較優勢本就集中在科技、金融、先進服務業等領域，美國個人儲蓄率長期處于低位，美元主導國際貨幣體系，美國政府缺乏節制的支出和減稅等財政擴張措施等，這些是美國對外貿易失衡的根源，而逆差只是最終呈現出來的結果。以關稅解決逆差，并未觸及問題實質，反而會通過關稅為擴張性財政繼續“融資”，進一步加劇貿易逆差狀況。如此一來，“關稅強國”注定是一場空。